摘要：《孩子王》剧照这篇文章是“三王”系列的最后一篇，距上一篇写的“树王”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，这一个月里我经常在想《孩子王》应该怎么写，想了很多立意，阿城看似什么都没说，实则却什么都说了。后来我去某无良学术网站上搜索了下。之前写“三王”前两篇的时...
《孩子王》剧照
这篇文章是“三王”系列的最后一篇，距上一篇写的“树王”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，这一个月里我经常在想《孩子王》应该怎么写，想了很多立意，阿城看似什么都没说，实则却什么都说了。
后来我去某无良学术网站上搜索了下。之前写“三王”前两篇的时候，相关的学术文献都很多，但这次竟然没有找到关于《孩子王》相关的学术文献。心下释然。既然没人写过，那我写了，是不是就算是目前国内最全面的关于《孩子王》的文章呢？哈哈哈
阿城在“三王”小说的“序”中提到，虽然书籍最后编辑的顺序是《棋王》、《树王》、《孩子王》，但按照写作顺序来讲应该是《树王》、《棋王》、《孩子王》这样一个顺序。
阿城自觉《棋王》和《树王》还不够成熟，说《树王》依旧是有点文艺腔，满嘴的宇宙、世界，口气比较虚矫，属于撒娇式抒情。
《树王》之后是《棋王》阶段。阿城觉得《棋王》里的角色有些陈词滥调，导致不少批评者将小说引向道家。从阿城的话里，我不禁感叹一个老艺术家对自己的要求之高，以及身为一个文化者对自己作品的反思精神。
《棋王》和《树王》在我们看来，都是一顶一的好作品，就算放眼中国文学史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但是阿城却并不满意，阿城之前说过，写作就好好写作，讲故事就先把故事讲好，不要搞些文绉绉的语句，或者非想要教育读者什么，上升到什么深度。这其实是阿城说的文艺腔和陈词滥调。在阿城看来，作品还是要贴近生活。
《孩子王》是阿城自认为成熟的一篇小说。我第一遍看完书之后返回来看这个序，读到这心有疑问，当时，在我看来《孩子王》并不比《棋王》和《树王》高明，从观感上来说《棋王》和《树王》给人的触动来的更为强烈和直接。
后来，当我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重读了一遍《孩子王》，我才发现是我肤浅了。
顺便说一句，陈凯歌导演的电影《孩子王》 也挺好看。
陈凯歌导演的《孩子王》
序
《孩子王》的故事依然发生在知青下乡时期。“老杆儿”一直在生产队插队干活，一天被生产队的支书拉到办公室告知他要去分场的学校教书，“老杆儿”欣然答应。
来到学校后，“老杆儿”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教好，但是校长告诉他 “能干好中学”。“老杆儿”慢慢适应着角色的转变，摸索出了自己的教学方式，并且有了不错的效果。但是上面却觉得他的教学方式和主流的教学有出入，对他进行劝退，“老杆儿”没有任何辩驳，也没有和学生道别，主动离开了学校。
故事中“老杆儿”与学生王福和曾经一起插队的来娣都建立了深刻的友谊，发生了不同的故事。
阿城用一种极度平淡的叙述方式，讲述了一个平淡的故事。看似什么都没说，等你细想之后，你发现阿城说了很多东西。
美国作家海明威写作时善用“冰山理论”，简单的来说就是体现在文字上的其实只是作者想表达的很小一部分，而大部分的内容都隐藏在文字之后。
《孩子王》正是如此。阿城在小说中讨论了教育的意义，常识如何被打破，又将如何重建，并且在《树王》的基础上，更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。《孩子王》的平淡叙事很特别，阿城对生活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，并且拥有极强的共情能力，勾勒出了中国人民的百相。平凡的人物，平凡的故事，读起来很有滋味。
《孩子王》小说的所有人物，在作者的笔下都被“香烟”与“字典”两个物体连接起来，这两个物体贯穿全书，在不同的叙事场景和阶段下发挥着不同的作用，也点出了该篇文章主要想讨论的几个问题。
阿城说要先把故事讲好，那这篇文章我想先主要和大家分享下这个故事。我在这里借用这两个物体展开，以便能够梳理故事的全貌和叙事的逻辑，说清楚书中人物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探讨故事背后的社会问题。
“香烟”
小说一开始，“我”已经在生产队干了七年，生产队上的活都已会做，只是身子弱，样样不能做到人先。“我”自己心下坦然，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。队里支书拉“我”去办公室，通知了“我”去分场教书的事情。
队里支书唤我到他屋里。我不知是什么事，进了门，就蹲在门槛上，等支书开口。支书远远扔过一支烟来，我没有看见，就掉在地上，发觉了，急忙捡起来，抬头笑笑。支书又扔过火来，我自己点上，吸了一口，说：“‘金沙江’?”支书点点头，呼噜呼噜地吸他自己的水烟筒。
待吸完了水烟，支书把竹筒斜靠在壁上，掸着一双粗手，又擤擤鼻子，说：“队里的生活可还苦得?”我望望支书，点点头。支书又说：“你是个人才。”我吓了一跳，以为支书在调理我，心里推磨一样想了一圈儿，并没有做错什么事，就笑着说：“支书开我的玩笑。有什么我能干的活，只管派吧，我用得上心。”支书说：“我可派不了你的工了。分场调你去学校教书，明天报到。到了学校，要好好干，不能辜负了。我家老三你认得，书念得吃力，你在学校，扯他一把，闹了就打，不怕的，告诉我，我也打。”说着就递过一张纸来，上面都明明白白写着，下面有一个大红油戳，证明不是假的。
在这一段叙述中，“我”一进到办公室，支书先是在吸水烟，“我”进了门蹲在门槛上等支书开口，支书把烟和火远远地扔过来，等到水烟吸完才开口。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，被作者用一种白描的手法展现在我们面前，也间接交代了当时的社会环境，让读者对故事的大背景有了很直观的了解。
阿城对动词的运用相当高明，在《棋王》和《树王》中我们也已经见识了，这一段描写中，阿城就用几个简单的动词，“靠在壁上”、“掸着粗手”、“擤擤鼻子”，将支书这个人物写活了，这几个动词有过程感，有时间感。
“我”在队里干活的时候，接触过王七桶，是“我”教书的那个班上一个同学王福的父亲。王七桶是个哑人，不会说话，但是长得结实，两百斤的米包，扛走如飞。队上的人瞧不起他，大家一起去县城拉粮食，见面后互相让烟，从来没有王七桶的份，“我”见状便将手上的烟指给他，他点一点头，将双手在裤上使劲擦一擦，笸箩一样伸过来接。车开到半路遇到泥泞，他总是爬下去，而一车的人如不知觉一般仍坐在车上，他一人在下死劲扛车帮，车头轰几下，爬上来，继续往前开。
到了县城搬完粮食，“我”对王七桶心生同情，在街上多买了一包烟，递给王七桶，而王七桶却只拿了一根，将剩下的烟返还给“我”。之后同行的人告诉王七桶：“你要的字典还是没有。”王七桶“啊、啊”着，眼睛异样了一下，笸箩一样的手松下来，似乎觉出一天劳作的累来。
王七桶这个角色，是当时中国贫苦百姓的象征。他贫穷，老实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在社会上没什么地位，但是他知道要让孩子读书，他不明白读书到底能给孩子带来什么，但是他知道这样做是对的，不会错。这种质朴的品质和对常识的坚守，其实是当时那个时代缺乏的，在我们当下时代，显得更为缺乏。
《孩子王》
“我”在分场教了一段时间书之后，想念队里的朋友，就回队里看看，和队里朋友吃完饭后，在房间外闲聊。
正说着，支书远远过来，望见我，将手背在屁股上，笑着问：“回来了? 书教得还好?”我说：“挺好。”支书近到眼前，接了老黑递的烟，点着，蹲下，将烟吐给一只狗。那狗打了一个喷嚏，摇摇尾巴走开。
支书说：“老话说：家有隔夜粮，不当孩子王。学生们可闹?” 我说：“闹不到哪里去。”支书说：“听说你教的是初三，不得了！那小学毕业，在以前就是秀才；初中，就是举人；高中，大约就是状元了。举人不得了，在老辈子，就是不做官，也是地方上的声望，巴结得很。你教举人，不得了。”我笑了，说：“你的儿子将来也要念到举人。”支书脸上放出光来，说：“唉，哪里有举人的水平。”
这一次见到支书，和“我”离开生产队时，支书对“我”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。支书的香烟是老黑递给他的，之后支书在“我”面前用香烟逗一只狗玩，这和“我”离开生产队时，支书远远地把烟和火扔给“我”，自己坐在一边抽水烟，有了强烈的对比。首先，在“我”离开生产队的时候，“我”还是归支书管的，而支书知道“我”马上要走，在这个节骨眼他也想最后在“我”身上行使下自己的权利。现在“我”回来了，不归支书管了，支书就放下了架子，“我”也放下了忌惮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这样被描写，只有对生活细节有细致观察，并且深入思考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。
之后“我”在分场学校慢慢适应着新的角色，也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教学方式，虽然“我”也不能确定这个方式到底是对是错。“我”不按课本教学，而是让学生以识字为本，再教学生如何用笔把事情说清楚，“我”觉得上了几年学如果连一件事都不能写明白，那学也白上了。但是“我”的这种教学方式慢慢被分场和总场的领导知道，他们并不认同“我”的做法。
终于到下课。我收好了作文，正要转去宿舍，又想一想，还是走到办公室。进了办公室，见老陈与那面生的人坐成对面。老陈招呼我说：“你来。”我走近去，老陈便指了那人说：“这是总场教育科的吴干事。他有事要与你谈。” 我看看他，他也看看我，将指间香烟上一截长长的烟灰弹落，说：“你与学生打过赌?”我不明白，但点点头。吴干事又说：“你教到第几课了?”我说：“课在上，但课文没教。”吴干事又说：“为什么?”我想一想，终于说：“没有用。”
吴干事看看老陈，说：“你说吧。”老陈马上说：“你说吧。”吴干事说：“很清楚。你说吧。”老陈不看我，说：“总场的意思，是叫你再锻炼一下。分场的意思呢，是叫你自己找一个生产队，如果你不愿意回你原来的生产队。我想呢，你不必很急，将课交待一下，休息休息，考虑考虑。我的意思是你去三队吧。”
我一下明白，事情很简单，但仍假装想一想，说：“哪个队都一样，活计都是那些活计，不用考虑，课文没有教，不用交待什么，我现在就走。只是这次学生的作文我想带走，不麻烦吧?” 老陈和吴干事望望我。我将课本还给老陈。吴干事犹豫了一下，递过一支烟，我笑一笑，说：“不会。”吴干事将烟别在自己耳朵上，说：“那，我回去了。”老陈将桌上的本子认真地挪来挪去，只是不说话。
吴干事和老陈就谁告诉“我”劝退的事情这一问题，来回的互相让了四次，最后话还是由老陈告诉“我”，他是分场的校长。听到消息后“我”没有犹豫，没有去为自己争取或者辩驳什么。之后吴干事递给“我”一支烟，“我”笑了笑说：“不会” 这一句“不会”其实表明了“我”的态度，不合作。不合作，不争论，不反抗，这是“我”的态度，而这种态度是最高明的，这个先按下不表，下面会展开来说。
《孩子王》
“字典”
字典第一次在小说中出现，是在关于王七桶和“我”去县里拉粮食，想给他孩子王福买一本字典的情节中。这个上面已经带出来说过了，这里就不多说。王福是个学习极其认真踏实的孩子，这也是受到自己父亲的影响，王福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。
在“我”第一次上课时，王福就给“我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“我”初入课堂，对教学并没有一个什么概念，发现这些初三的学生，连小学就应该认识的字都不认识的时候，我让王福来黑板上把不认识的字划出来。王福来黑板上划出了三个字，而底下的同学纷纷说到：“还有呢，我还有不认识的字呢”听到这里，“我”让举手的同学都上台，把不认识的字划出来，“我”粗粗一看，一黑板的课文，竟有三分之二学生认不得的字。
我笑了，说：“你们是怎么念到初三的呢?怪不得你们不知道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。这里有一半的字都应该在小学就认识了。”王福在后面说：“我划的三个字，是以前没有教过的。我可以给你找出证明来。”我看一看黑板，说：“这样吧，凡是划上的字，我都来告诉你们，我们慢慢再来整理真正的生字。”学生们都说好。
我将要出门，见王福从我身边过去，便叫住他，说：“王福，你来。”王福微微有些呆，看看门外，过来立住。我说：“你说你能证明哪些是真正的生字，怎么证明呢?”王福见我问的是这个，便高兴地说：“每年抄的课文，凡是所有的生字，我都另写在纸上。我认识多少字，我有数，我可以拿来给你看。”说罢迈到他自己的位子，拿出一只布包，四角打开，取出一个本子，又将包包好，放回去，迈到前边来，将本子递给我。…… 我翻开这个本子，见一个本子密密麻麻写满了独个的字，便很有兴趣地翻看完，问王福：“好。有多少字呢?”
王福问：“算上今天的吗?”我呆了一下，点点头。王福说：“算上今天的一共三千四百五十一个字。”我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这么精确?” 王福说：“不信你数。”我知道我不会去数，但还是翻开本子又看，说：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十个数目字你算十个字吗?”王福说：“当然，不算十个字，算什么呢?算一个字?”我笑了，说：“那么三千四百五十一便是三千四百五十一个字了?”王福没有听出玩笑，认真地说：“十字后面是百、千、万、亿、兆。这兆字现在还没有学到，但我认得。凡我认得而课文中没有教的字，我都收在另一个本上。这样的字有四百三十七个。”我说：“你倒是学得很认真。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学了多少字呢。”王福说：“老师当然学得多。”这时钟响了，我便将本子还给王福，出去回到办公室。
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，学生上学依旧主要以宣传国家思想为主，到处都是口号，一些大而空的话语。学生们把社论背的一套一套，但是却连最基本的一件小事都不知道怎么说明白，“我”尝试让学生写每天上学路上的事情，就写流水账，但是学生连流水账也写不出来。底层人民教育水平之低，上层社会对底层教育的关注程度之低，都令人唏嘘。
而学生们却都是质朴的，并且是充满求知欲望的，其中有一些学生很踏实地在学，比如王福。王福对自己认识多少字，有一个很精确的数字，把不认识的字都写在生字本上，这种学习方式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个笨办法、傻办法，但对王福来说由于指导的缺乏，这是他唯一知道的办法。“我”知道王福是王七桶的儿子之后，买一本字典的想法就一直放在“我”心里。但是每次到县城都遗憾而归。
在“我”回生产队看望朋友时，“我”从来娣的嘴里得知，她那里有一本新华字典。来娣是在队上给大家做饭的知青，她将字典借给了“我”。
《孩子王》
回到学校后，每次上课，“我”都会将字典放在讲桌上，字典成了班上的圣物。之后学校组织学生们参加劳动，“我”让学生们在参加劳动后写个作文。王福说他在参加劳动前就能把作文写了，“我”不信，“我”觉得文章肯定是要经历了事情，才能去描述，不然就是脱离实际，只有个架子。“我”和王福立下了赌约，如果他没写出来，“我”的东西随便他要，王福选择了字典。
劳动的当天早上，王福和他父亲凌晨就跑到上山去了，等我们到时，他们已经干了大半。王福告诉“我”他已经写出来了，将作文拿给“我”看，并且表明“我”输了。
王福看着班长。班长望望我，慢慢从挎包里取出一个纸包，走过去，递到王福手上。王福看看我，我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王福，这字典是我送你的，不是你赢的。”王福急了；说：“我把作文拿来。”我说：“不消了。我们说好是你昨天写今天的劳动，你虽然作文是昨天写的，但劳动也是昨天的。记录一件事，永远在事后，这个道理是扳不动的。你是极认真的孩子，并且为班上做了这么多事，我就把字典送给你吧。”
学生们都不说话，王福慢慢把纸包打开，字典露出来，方方的一块。忽然王福极快地将纸包包好，一下塞到班长手里，抬眼望我，说：“我输了。我不要。我要——我要把字典抄下来。每天抄，五万字，一天抄一百，五百天。我们抄书，抄了八年呢。”
之后王福每天下课都留在教室里抄字典，“我”心里开始怀疑起了自己。“是不是我害了学生?书究竟可以这样教吗?学也究竟可以这样学吗?初时将教书看得严重，现在又将学习搞得如此呆板，我于教书，到底要负怎样的责任?但看看王福抄得日渐其多，便想，还是要教认真，要教诚实，心下于是安静下来，只是替王福苦。”
来娣之后来分场看“我”，看到王福在抄字典，来娣于心不忍，执意要将字典送给王福。而王福最后还是没有要。
说说“来娣”
来娣这个角色，在我第一次读《孩子王》时，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当时重读的时候，我对来娣产生了很深的同情。
来娣在生产队给大家做饭，来娣的本职工作干的不差，半个钟头能做出十样荤素。来娣的理想是做个音乐老师，或者说是想让自己的音乐天赋有用武之地。从书中我们能看出来娣有惊人的音乐天赋和素养，她听披头士，听鲍勃迪伦，能唱，会写，这在当下都是很难的的。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中，天赋却往往被埋没。
“我”去分场报道之前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，来娣第一次向“我”表达了她想做音乐老师的想法，来娣说只要是有谱的歌，半个钟头就叫它一个学校唱起来，让我帮她去学校问问。“我”并没有在意，第二天就忘了。
在“我”回生产队看望朋友时，得知来娣有一本字典，想借来用。来娣随即问起学校音乐课的情况，学校其实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音乐课，就是学生下课之前会唱上一首蹩脚的歌，来娣认为那不叫音乐。来娣向“我”提议让“我”做歌词，她谱曲，然后教给班上孩子唱，之后告诉校长是她写的，这样她就能顺理成章的做音乐老师了。“我”答应下来。饭吃完后，“我”在队里转了转，天快要黑了，“我”就打算回学校去。来娣来半路上送“我”，阿城这一段的描写将人物的心理拿捏得很到位，表达克制，对文字的掌控力体现的淋漓尽致，我贴出来大家看下。
我看看天几乎完全黑下来，便说：“行，就这么定了，你等我的词。我得走了。”说完便快快向前走去。走不多远，突然又听来娣在后面喊：“老杆儿，你看我糊涂的，把正事都忘了!”我停下来转身望去，来娣的身影急急地移近，只觉一件硬东西杵到我的腹上。我用手抓住，方方的一块，被来娣的热手托着。
来娣说：“喏，这是字典，你拿去用。”我呆了呆，正要推辞，又感激地说：“好。可你不用吗?”来娣在暗虚中说：“你用。”我再也想不出什么话，只好说：“我走了，你回吧。”说罢转身便走，走不多远，站下听听，回身喊道：“来娣，回吧!”黑暗中静了一会，有脚步慢慢地响起来。
歌词后来是写出来了，虽然写的不好，来娣也谱上了曲谱，我们大家唱起来都觉得有劲。但是之后“我”毅然离开了学校，这首歌曲，“我”也没有教给任何一个学生。
有些读者觉得故事结束的匆忙，但是我觉得这匆忙的结束，正反应出了来娣身上的悲哀。来娣多次向“我”表示自己的诉求，“我”起先并不放在心上，之后的歌词其实写的也不是很走心，但是来娣还是用心的谱上了曲，最后这首歌随着“我”离开分场学校，还没有亮相就退场了。
来娣善良、朴实，为人看似大大咧咧，但其实来娣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，表面上的无所顾忌是来娣的面具。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像来娣这样的人，我们习惯于他们的幽默和直爽，但是没有人关注他们的失落。小说主人公“我”，也没有。
来娣之后还会在生产队继续做饭，她的理想还是会埋藏在她的内心里，这个理想会实现吗？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们明白，在当时的那个年代，这很难。
《孩子王》
常识的丧失
我们生活在一个丧失常识的时代，常识在当下逐步的被打破，而坚持常识的人在社会上时常被大家定义为怪人。
教学是需要经验和技巧的，这是常识。而“我”去分场的学校报道时，老陈说没有人生来就会教书，在干重学，这里的老师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只读过一年高中，就给初三学生当老师，这肯定是不行的，这是常识。当得知“我”要教初三，但“我”才读过一年高中，“我”以各种理由向老陈说“我”教不了，而老陈说这里没有高中，学完就是了，没有问题。
读书是需要有课本的，这是常识。当“我”发现班上同学没有一个人有课本，“我”去办公室向老陈询问，老陈说：“书是没有的，咱们地方小，订了书，到县里去领，常常就没有了。”
教育是立国之本，这也是常识。“我”询问为什么一发批判材料就那么多，而课本却印不出来，老陈说：“不要乱说，大批判放松不得，是国家大事。课本印不够，总是国家有困难，我们抄一抄，克服一下。”
上到初三的学生，至少是能读懂一篇简单的文章的，这是常识。而“我”在班上讲解课文，却发现这么一个简单的文章里，竟有三分之二的字学生认不得。
小说主人公“老杆儿”在学校教学的这段时间里面，从作者的叙述中，我们不难读到，常识被一次次的打破，而且人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对这些常识有坚持的“老杆儿”反而被别的老师另眼相待，坚持常识成了一种异类。
“wH 大革命”，简单说，就是失去常识能力的闹剧。也因此我不认为它有什么悲剧性，悲剧早就发生过了。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已经是失去常识的持续期，是“指鹿为马”，是“何不食肉糜”的当代版，“何不大炼钢，何不多产粮”。
在权力面前，说出常识有说出“皇帝没有穿衣服”的危险，但是，前人确实有人隐瞒常识。他们到学校里来做报告，说以前被地主剥削压迫，所以参加了革命。如果明白被剥削，一定明白一亩地可产多少粮食这种常识吧？一定明白亩产万斤超出常识太多吧？
小说中除了主人公“我”之外，还有一个坚持常识的人，那就是王七桶。王七桶每次去县城拉粮食，都不忘了去给孩子王福问问有没有新华字典卖，每次都失望而归，但不曾放弃。王七桶说“我没有王福力气大，因为王福在识字。”他不识字，却又懂得教育的意义，他嘴哑，而心不哑。在当时的社会中，他的思想比大多数的健全人要健全得多。
当下的我们有比那时的人们进步多少呢？这是应该反思的。历史不应该只是我们谈论的一个话柄，更应该是我们反思的一面镜子。
反思的一面镜子
如何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
上一篇《树王》的讨论中，我说树王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，而《孩子王》则更进一步的为如何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。
这里还是要先解释下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意识形态，是广义上的意识形态。在广义上，意识形态无处不在，每个人都拥有意识形态，即使他没有任何的政治主张，它是我们人生观和价值观。
有些人可能会问，那你干脆说人生观或者价值观不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说意识形态呢？在我看来，这还是要看语境的，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，它的对立面又是什么？如果他的形成或者对立面是依托于国家机器，那这时，我们称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意识形态是更为准确的。
在《孩子王》中，读书应该以识字为本，书读了应该是要为我所用，这是主人公的关于教育意义的一个意识形态。而分场的校长和老师认为，读书是宣传国家意识的出口，学校是18岁之前的劳动力暂时的一个落脚之处。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受到了国家机器的影响的。
书中主人公是站在较弱势的一方的，之后当他被劝退时，他没有为自己辩解或争论，“不用考虑，课文没有教，不用交待什么。我现在就走，只是这次学生的作文我想带走，不麻烦吧?”当吴干事递过来一只香烟时，他说自己不会抽。这个“不会”是一种“不合作”的表达，主人公没有为自己辩解或争论，也没有用行为来反抗，是“不争论”，“不反抗”的表达。
如何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？“不合作”、“不争论”、“不反抗”，这是《孩子王》给我们的答案。当主流意识形态和你有出入时，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，那就去坚持，自己是不是对的呢？在这种环境中，很容易产生自我怀疑。我们或许可以问问自己，我的想法是否符合常识，符合常识的往往在本质上就是对的。
不要去评价站在你对立面的人和思想，更不要为了证明自己的“对”去为自己辩解或者争论，这是无意义的，无意义的争论会颠倒是非，让对变成错，让错变成对，况且很多时候对错也不是那么容易界定的。坚持自己该坚持的，对他人有起码的尊重，“不合作”、“不争论”、“不反抗”。
在被学校劝退的前一节课上，“我”让班上学生写一篇关于自己熟悉的人的作文，王福写了《我的父亲》，作文是这样的：
“ 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。他在队里扛麻袋，别人都比不过他。我的父亲又是世界中吃饭最多的人。家里的饭，都是母亲让他吃饱。这很对，因为父亲要做工，每月拿钱来养活一家人。但是父亲说：“我没有王福力气大，因为王福在识字。”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，但我懂他的意思。队上有人欺负他，我明白。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，替他说话。父亲很辛苦，今天他病了，后来慢慢爬起来，还要去干活，不愿失去一天的钱。我要上学，现在还替不了他。早上出的白太阳，父亲在山上走，走进白太阳里去。我想，父亲有力气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