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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格非先生与《汉语大字典》

2023-02-17 14:58:17 490

摘要:《汉语大字典》自1986年至1990年次第梓行,全书八卷出齐,至今正好30周年。抚书追人,不禁无比缅怀《汉语大字典》常务副主编、简编本主编,我的老师李格非先生。先师李格非先生(1916—2003),名讳同于李清照之父,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委、厦...

《汉语大字典》自1986年至1990年次第梓行,全书八卷出齐,至今正好30周年。抚书追人,不禁无比缅怀《汉语大字典》常务副主编、简编本主编,我的老师李格非先生。

先师李格非先生(1916—2003),名讳同于李清照之父,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委、厦门大学教授黄典诚先生曾赋诗为赠:“姓名恰似易安爹,洛邑芳园记不赊。江汉滔滔流未尽,如椽彩笔在君家。”先生生前是武汉大学教授,中文系著名的“五老八中”之一。他受业于著名经小学家刘博平(赜)、黄耀先(焯)先生,博、耀二老又亲炙国学大师黄季刚(侃)先生,正所谓名师高弟,一脉深传。他学识渊博,德高望隆,大家都尊称他“我们的格老”。

我国从《说文解字》到《康熙字典》《中华大字典》,历代有编纂字书的传统。与时俱进,而迈越前修,是一代代学人不懈的追求。但到了上世纪下半页,我们经历“浩劫”,也有十亿人民共用一本《新华字典》的惨痛记忆。当是时,日本友人出版了《大汉和辞典》,台湾学者也编纂了《中文大辞典》,都是煌煌巨制。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地位,却因为我们没有出版适用的中大型工具书,只能继续使用台湾编写的汉语辞典。

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,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“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”,格老出席了会议。会期很长,气氛也非常压抑。160部词典规划艰难推进,最后剩下两块硬骨头——《汉语大字典》和《汉语大词典》。那是长夜里即将晨光熹微,也是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候,与会者面面相觑,不知计将安出。湖北省出版局于溪局长敏锐的察觉到格老心有戚戚焉,就和格老推心置腹地交谈。这位出身新四军的战斗英雄,素重格老这位章黄学派的嫡系传人,郑重地对格老说:“如果你给我胆,我就给你肩!”所谓“胆”,指的是学术和业务勇气;所谓“肩”,指的是组织和后勤保障。格老有“胆”,但还没大到“包天”的程度。他急忙找到出席会议的四川省出版部门的领导崔之富先生,恳请合作,并提出了具体人选。比如,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先生,学有家法,他是著名音韵训诂学家赵少咸先生的文孫,也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赵幼文先生的哲嗣,一门三代,名闻巴蜀。于是,《汉语大字典》最终敲定由川鄂两省学者共同承担。格老和赵老,两位昔日北京大学的进修同学,莫斯科大学的客座同事,开始了长达16年的精诚合作,为烈士暮年平添一抹亮色,一曲壮歌。

会后,就是紧张的筹备阶段。格老担任《大字典》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,制订编纂方案,物色编纂人员,协调编纂分工,起草编纂手册,等等等等。格老事必躬亲,又举重若轻。比如,在两省分配编纂任务,大家议而不决的时候,格老拿出一部《康熙字典》,说就按《康熙字典》的页码来分,湖北五分之三,四川五分之二,以分界那页的部首为准,该部以前的归湖北,以后的归四川。结果分界的部首是“羊”,那么“一”部到“网”部由湖北负责,“羊”部到“龠”部由四川承担,问题立刻迎刃而解。于溪局长曾说,格老“是两省团结协作、正常运转的润滑剂。有的人,常常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而难办,格非却善于把复杂梳理成简单。这是一种高境界。”

接着,就是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枯燥近乎机械的劳作,从勾乙文献、录校卡片到试编、初编、编写、初审、复审、终审,格老从不懈怠,即使在生病的时候,也如先生给我的信中所说,还要“衣冠楚楚,强打精神”。我曾亲见格老为选择一个合适的例句反复斟酌,冥思苦想,就忍不住劝他:“您成竹在胸,卡片资料这么丰富,可以手到拈来。举例只要证明释义即可,何必尽善尽美?”先生莞尔一笑,旋又正色答道:“同样解释一个‘把’字,林语堂的例子是‘把人杀死,把钱抢走’,我的例子是‘把方便让给别人,把困难留给自己’。善恶高下自不待言,但佳者得之不易。”又说:“潜移默化,著书立说者岂可轻忽!”

编字典难,编大字典尤难,编超越前修的大字典难乎其难!捷克(斯洛伐克?)的兹古斯塔形象地说过,如果有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,不要判他绞刑或终身监禁,应该判他去编辞典!中国的陈原先生也动情地说过,编辞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,但是圣人干的。白马非马,圣人不是人!《大字典》两省共有十几个编写组,数百人先后参与其事,要团结所有的人齐心协力,众志成城,还要化解矛盾,消除分歧,没有谦诚的品德和博大的胸怀是不可想象的事。于溪局长也说过,格老“为人坦荡、谦和、真诚、厚道,视名利如浮云。为了大局,为了工作,处处让人而从不觉得自己吃了亏。对人赤诚宛若童真,即使在那个动辄得咎的特殊年代,大家也觉得他是一个与之共事而不必设防的人,一个可以深加信赖的朋友。”《大字典》编审、四川师范大学的郭诚永教授,为人豪爽。格老请他到家里做客,知道他爱吃红烧肉,就吩咐师母提前预备,还喜欢喝点小酒,而先生自己却不胜杯杓,就请我去陪客,嘱咐一定让他尽兴,但不要喝多难受。郭先生回川后给先生来信感谢,格老嘱我回信,特意告诉我郭先生字君恕,因为称人以字是礼貌。我在信中说到“先生幼承庭训”,格老审阅时,圈去“幼”字,说六七十岁的老人,你说人家小时候如何如何不合适。先生易以“早”字,真是一字千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冻结多年的职称评审制度恢复了,参加《大字典》编写的学者全身心投入,但编纂周期长,稿本也不能算科研成果,因受影响,人心思散。格老为此到处慷慨陈辞,逢人说项,听者无不为之动容。但政策究竟不是他制定的,执行政策也不是他能左右的,还是有一些学者没有得到高一级的职称,对格老有怨言甚至责骂。先生想起唐朝娄师德兄弟的对话,师德教其弟做官要“耐事”,弟曰:“人有唾面,洁之而已。”师德就说:“洁之,是违其怒,正使自干耳。”宋代的范鲁公也说过“人能鼻吸三斗醋,斯可以为宰相矣”。格老就用“唾面自干鼻吸三斗醋”为出句,反复推敲对句。《大字典》编委刘君惠教授见格老独自徘徊沉吟,就对以“掉头不顾耳听万壑松”。可谓气象恢弘,对仗也工稳熨帖。但格老以为潇洒有馀,谦诚不足,于是对以“虚怀好学心萦一字经”。“一字经”用的是《诗经》“淑人君子,其仪一兮。其仪一兮,心如结兮”和《荀子》“用心一也”的典故,“一”,在格老心中就是一件事——《汉语大字典》的编纂。我听说后内心很不平静,也替先生抱屈。先生就拿起一本《日本中国学会报》(第39集),指着中间的一段话给我看:“无论什么人看,这一事业可以说是和修筑长城一样艰巨和伟大。我们和中国人一样,衷心希望《汉语大字典》《汉语大词典》两部大册顺利出版下去,尽早告成。那时两书就成为文化的长城,汉语的双璧。”然后告诉我说:“个人挨骂事小,因小失大,会成为千古罪人的!”先生辞世后,灵堂有副挽联:“教泽浥欧亚何要唾面自干,德范垂今后会当有口皆碑。”虽是后话,但也说明公道自在人心。

格老和赵振铎先生等六教授以副主编的名义主持了三年的工作。其间格老反复推辞,说他不合适当主编。国家重大工程请一位年长德劭的学者或位高权重的官员来领衔,是《康熙字典》和《四库全书》形成的传统。当时川鄂两省的文科一级教授,《大字典》筹划之初,健在的还有刘博平、徐中舒先生两位,刘博老1978年去世,于是就请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担任主编,当时徐老已经81岁高龄了。格老和赵先生被任命为常务副主编,编纂、终审也自始至终实行常务副主编负责制。全书出齐后,格老又受命担任简编本的主编,战斗到《汉语大字典》功德圆满。先生填过一支《增字锦堂月》曲子,句云“古籀重刊,飞花错简,传中华光辉文献”。“想理清源流正变,艰难,艰难!秀才班,十载铅椠虫鱼,一片寒毡,埋头修纂”。“不为利锁名牵,不省疾疢淹缠,编摩惛惛,呕出心肝一片丹”。这是格老心声的传神写照。我追随杖履,受先生耳提面命,现在有幸参与《汉语大词典》修订,担任分册主编,曾作绝句抒怀:“盛世修书易亦难,青灯黄卷杂悲欢。先生叮嘱千钧重,呕出心肝一样丹。”所欲继承者,正是先师的精神。

如果说《汉语大字典》是一座文化丰碑,那么,作为先生的学生,我敢大胆的,但毫不夸张的说,李格非先生就是奠基人。

戴建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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