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《汉语大字典》自1986年至1990年次第梓行，全书八卷出齐，至今正好30周年。抚书追人，不禁无比缅怀《汉语大字典》常务副主编、简编本主编，我的老师李格非先生。先师李格非先生（1916—2003），名讳同于李清照之父，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委、厦...
《汉语大字典》自1986年至1990年次第梓行，全书八卷出齐，至今正好30周年。抚书追人，不禁无比缅怀《汉语大字典》常务副主编、简编本主编，我的老师李格非先生。
先师李格非先生（1916—2003），名讳同于李清照之父，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委、厦门大学教授黄典诚先生曾赋诗为赠：“姓名恰似易安爹，洛邑芳园记不赊。江汉滔滔流未尽，如椽彩笔在君家。”先生生前是武汉大学教授，中文系著名的“五老八中”之一。他受业于著名经小学家刘博平（赜）、黄耀先（焯）先生，博、耀二老又亲炙国学大师黄季刚（侃）先生，正所谓名师高弟，一脉深传。他学识渊博，德高望隆，大家都尊称他“我们的格老”。
我国从《说文解字》到《康熙字典》《中华大字典》，历代有编纂字书的传统。与时俱进，而迈越前修，是一代代学人不懈的追求。但到了上世纪下半页，我们经历“浩劫”，也有十亿人民共用一本《新华字典》的惨痛记忆。当是时，日本友人出版了《大汉和辞典》，台湾学者也编纂了《中文大辞典》，都是煌煌巨制。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地位，却因为我们没有出版适用的中大型工具书，只能继续使用台湾编写的汉语辞典。
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“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”，格老出席了会议。会期很长，气氛也非常压抑。160部词典规划艰难推进，最后剩下两块硬骨头——《汉语大字典》和《汉语大词典》。那是长夜里即将晨光熹微，也是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候，与会者面面相觑，不知计将安出。湖北省出版局于溪局长敏锐的察觉到格老心有戚戚焉，就和格老推心置腹地交谈。这位出身新四军的战斗英雄，素重格老这位章黄学派的嫡系传人，郑重地对格老说：“如果你给我胆，我就给你肩！”所谓“胆”，指的是学术和业务勇气；所谓“肩”，指的是组织和后勤保障。格老有“胆”，但还没大到“包天”的程度。他急忙找到出席会议的四川省出版部门的领导崔之富先生，恳请合作，并提出了具体人选。比如，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先生，学有家法，他是著名音韵训诂学家赵少咸先生的文孫，也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赵幼文先生的哲嗣，一门三代，名闻巴蜀。于是，《汉语大字典》最终敲定由川鄂两省学者共同承担。格老和赵老，两位昔日北京大学的进修同学，莫斯科大学的客座同事，开始了长达16年的精诚合作，为烈士暮年平添一抹亮色，一曲壮歌。
会后，就是紧张的筹备阶段。格老担任《大字典》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，制订编纂方案，物色编纂人员，协调编纂分工，起草编纂手册，等等等等。格老事必躬亲，又举重若轻。比如，在两省分配编纂任务，大家议而不决的时候，格老拿出一部《康熙字典》，说就按《康熙字典》的页码来分，湖北五分之三，四川五分之二，以分界那页的部首为准，该部以前的归湖北，以后的归四川。结果分界的部首是“羊”，那么“一”部到“网”部由湖北负责，“羊”部到“龠”部由四川承担，问题立刻迎刃而解。于溪局长曾说，格老“是两省团结协作、正常运转的润滑剂。有的人，常常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而难办，格非却善于把复杂梳理成简单。这是一种高境界。”
接着，就是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枯燥近乎机械的劳作，从勾乙文献、录校卡片到试编、初编、编写、初审、复审、终审，格老从不懈怠，即使在生病的时候，也如先生给我的信中所说，还要“衣冠楚楚，强打精神”。我曾亲见格老为选择一个合适的例句反复斟酌，冥思苦想，就忍不住劝他：“您成竹在胸，卡片资料这么丰富，可以手到拈来。举例只要证明释义即可，何必尽善尽美？”先生莞尔一笑，旋又正色答道：“同样解释一个‘把’字，林语堂的例子是‘把人杀死，把钱抢走’，我的例子是‘把方便让给别人，把困难留给自己’。善恶高下自不待言，但佳者得之不易。”又说：“潜移默化，著书立说者岂可轻忽！”
编字典难，编大字典尤难，编超越前修的大字典难乎其难！捷克（斯洛伐克？）的兹古斯塔形象地说过，如果有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，不要判他绞刑或终身监禁，应该判他去编辞典！中国的陈原先生也动情地说过，编辞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，但是圣人干的。白马非马，圣人不是人！《大字典》两省共有十几个编写组，数百人先后参与其事，要团结所有的人齐心协力，众志成城，还要化解矛盾，消除分歧，没有谦诚的品德和博大的胸怀是不可想象的事。于溪局长也说过，格老“为人坦荡、谦和、真诚、厚道，视名利如浮云。为了大局，为了工作，处处让人而从不觉得自己吃了亏。对人赤诚宛若童真，即使在那个动辄得咎的特殊年代，大家也觉得他是一个与之共事而不必设防的人，一个可以深加信赖的朋友。”《大字典》编审、四川师范大学的郭诚永教授，为人豪爽。格老请他到家里做客，知道他爱吃红烧肉，就吩咐师母提前预备，还喜欢喝点小酒，而先生自己却不胜杯杓，就请我去陪客，嘱咐一定让他尽兴，但不要喝多难受。郭先生回川后给先生来信感谢，格老嘱我回信，特意告诉我郭先生字君恕，因为称人以字是礼貌。我在信中说到“先生幼承庭训”，格老审阅时，圈去“幼”字，说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你说人家小时候如何如何不合适。先生易以“早”字，真是一字千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冻结多年的职称评审制度恢复了，参加《大字典》编写的学者全身心投入，但编纂周期长，稿本也不能算科研成果，因受影响，人心思散。格老为此到处慷慨陈辞，逢人说项，听者无不为之动容。但政策究竟不是他制定的，执行政策也不是他能左右的，还是有一些学者没有得到高一级的职称，对格老有怨言甚至责骂。先生想起唐朝娄师德兄弟的对话，师德教其弟做官要“耐事”，弟曰：“人有唾面，洁之而已。”师德就说：“洁之，是违其怒，正使自干耳。”宋代的范鲁公也说过“人能鼻吸三斗醋，斯可以为宰相矣”。格老就用“唾面自干鼻吸三斗醋”为出句，反复推敲对句。《大字典》编委刘君惠教授见格老独自徘徊沉吟，就对以“掉头不顾耳听万壑松”。可谓气象恢弘，对仗也工稳熨帖。但格老以为潇洒有馀，谦诚不足，于是对以“虚怀好学心萦一字经”。“一字经”用的是《诗经》“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。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”和《荀子》“用心一也”的典故，“一”，在格老心中就是一件事——《汉语大字典》的编纂。我听说后内心很不平静，也替先生抱屈。先生就拿起一本《日本中国学会报》（第39集），指着中间的一段话给我看：“无论什么人看，这一事业可以说是和修筑长城一样艰巨和伟大。我们和中国人一样，衷心希望《汉语大字典》《汉语大词典》两部大册顺利出版下去，尽早告成。那时两书就成为文化的长城，汉语的双璧。”然后告诉我说：“个人挨骂事小，因小失大，会成为千古罪人的！”先生辞世后，灵堂有副挽联：“教泽浥欧亚何要唾面自干，德范垂今后会当有口皆碑。”虽是后话，但也说明公道自在人心。
格老和赵振铎先生等六教授以副主编的名义主持了三年的工作。其间格老反复推辞，说他不合适当主编。国家重大工程请一位年长德劭的学者或位高权重的官员来领衔，是《康熙字典》和《四库全书》形成的传统。当时川鄂两省的文科一级教授，《大字典》筹划之初，健在的还有刘博平、徐中舒先生两位，刘博老1978年去世，于是就请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担任主编，当时徐老已经81岁高龄了。格老和赵先生被任命为常务副主编，编纂、终审也自始至终实行常务副主编负责制。全书出齐后，格老又受命担任简编本的主编，战斗到《汉语大字典》功德圆满。先生填过一支《增字锦堂月》曲子，句云“古籀重刊，飞花错简，传中华光辉文献”。“想理清源流正变，艰难，艰难！秀才班，十载铅椠虫鱼，一片寒毡，埋头修纂”。“不为利锁名牵，不省疾疢淹缠，编摩惛惛，呕出心肝一片丹”。这是格老心声的传神写照。我追随杖履，受先生耳提面命，现在有幸参与《汉语大词典》修订，担任分册主编，曾作绝句抒怀：“盛世修书易亦难，青灯黄卷杂悲欢。先生叮嘱千钧重，呕出心肝一样丹。”所欲继承者，正是先师的精神。
如果说《汉语大字典》是一座文化丰碑，那么，作为先生的学生，我敢大胆的，但毫不夸张的说，李格非先生就是奠基人。
戴建华
